王韬家国怀殷忧，思想为什么有力量

关于【王韬家国怀殷忧】，今天小编给您分享一下，如果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关注本站哦。

• 内容导航：
• 1、王韬家国怀殷忧：近代政论的欢歌：思想为什么有力量？
• 2、王韬家国怀殷忧，眷言家国怀殷忧

1、王韬家国怀殷忧：近代政论的欢歌：思想为什么有力量？

（一）

王韬是中国近代政论的开创者，不可否认的先驱。

1874年2月4日，他在香港创办的《循环日报》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以政论见长的报刊。从《循环日报》的名称，我们可捕捉到王韬想要表达的政治改良寓意，“渐进循环”而不宜求“速度”“突变”，启“文人论政”之先河。我们还可以由此期待，在周而复始之中，中国能再度成为强国。

曾游历欧洲各国的王韬，他希望借助报刊“达内情于外”，回应西方报纸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混淆黑白、抑中扬外的乱象。在他看来，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曲解事实，那我们就不能在外国设报馆，以纠正谬误、宣扬国威吗？

不仅如此，王韬在他的办报生涯中，始终坚守“强中以攘外，诹远以师长”这一《循环日报》的思想宗旨，宣传变法自强，为改观中国落后贫困的现状而呼喊，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他以“清新的文风，革新的文体”，写了《原道》《变法》《变法自强》《洋务在用其所长》等一系列鲜明的政论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了“振兴中华”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。

他的政论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，或对比国内外局势，以找出富国之策。他在《变法（中）》就提到，“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，必自欧洲始。以欧洲诸大国，为富强之纲领，制作之枢纽，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”。他以此“通外情于内”，不得不说是引领时代风潮。

（二）

再说说因“时务文体”而名声大振的梁启超。

从1895年12月编辑《中外纪闻》，他开始在言论界初露荷角，最后到1922年主编的《改造》停刊，走过27年的办报生涯，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政论。他以气势磅礴、情感炽热的政论，在中国言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

梁启超的文章不仅“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感情”，文风恣肆汪洋，而且有智有识，成为评论界学习的典范。如《新民说》全文20节，连载34期，约11万字，成为反封建宣传的重磅力作，被争相传诵，威震海内外，足见思想的力量。

在评论写作中，他能长能短，变化自如，且首创“短评”。他在《清议报》开设了时评性的“国闻短语”专栏，针对热点时事发表见解，字数多则三五百字，少则几十字，一事一议，简要明快，受到读者喜爱，甚至被当今评论界一些人称为“新媒体大咖”。如《济济多士》（182字）、《奴隶与盗贼》（154字）这些短平快的文字，虽短富有战斗力。

正因为心中有一股浓烈的家国情怀，他倡导变法、广议时政，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变动中，以笔尖为武器，“不惑、不忧、不惧”，用创造性的时务文体抨击腐朽，唤醒国民。一篇《少年中国说》，一句“美哉我少年中国，与天不老！壮哉我中国少年，与国无疆！”，这对中国未来的满怀期待，如此热切宛如昨日之声。

毛泽东与《湘江评论》。

（三）

泱泱中华，文章大国，毛泽东绝对是群山中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。

他的革命生涯，是从办报撰写评论开始的。1919年7月他被推选为《湘江评论》主编，在这仅出版短短四期和一期临时增刊的刊物上，他撰写了36篇言论，从此开启了他评论写作的生涯。

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在美国政府发表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》白皮书后，为狠狠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丑陋本质，毛泽东先后撰写的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《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？》《“友谊”，还是侵略？》《唯心历史观的破产》等五篇雄文，堪称文笔与思想兼具的经典。

他说，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。枪杆子他是没有拿过的，而笔杆子一直握在手中，如握着千军万马的分量一般。他文倾江海，为中国革命写出了一个“星火燎原之势”。管他是战火纷飞，还是硝烟弥漫，他以笔为枪，文字如大江大河奔流直下，在舆论战场上总是完败对手。

欲以写作为志业，他用心至深。“直到解放后，他身为党的领袖和国家领导人，日理万机，犹不止一次地向人表示，向往当一名报刊专栏评论作家，替报纸写点文章，写点杂文。”可惜得日理万机，专职当一名专栏评论作家，有些不太现实。

（四）

除了王韬、梁启超、毛泽东这些具有标杆的政论人物外，19世纪70年代以来，中国还有一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。

譬如李大钊，他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，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论传统的开启者。在39年的短暂一生中，他从1913年4月1日发表第一篇政论《大哀篇》，到1926年被捕，13年间不断变换着笔名，写下了近500篇政论。《庶民的胜利》《“中日亲善”》《真正的解放 》，这些代表作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远见、浓厚的辩证色彩、澎湃的青春激情。

譬如邹韬奋，他接任《生活》周刊主编，开启了他“一刊被停，一刊继起”的评论生涯。他一生在为抗战呼喊，他通过犀利之笔，以报刊言论为阵地，呼吁抗日救国。1941年，“皖南事变”发生后，邹韬奋在《全民抗战》上发表了社论文章，指出问题的实质是党派竞争，而非单纯是有所谓“军令”“政令”的问题。这篇社论送审后被国民党当局扣发而“免于刊登”，当天的报纸则直接开了个“天窗”以示抗议。

譬如张季鸾，作为近现代影响比较大的政论家，他的言论之路，也是“报恩之路”。他的父亲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兆槐的栽培下考取了进士，于是因感念刘、蔡的恩情，在家中设立了二人牌位，令后代祭祀。这深深影响了幼年张季鸾。他也同样受到了延榆绥道陈兆璜等恩人的帮助。这些经历，令他从报亲恩，走向报国恩，也就是“文章报国”了。

这份政论家的名单可列得更长，所举的这些案例仅是些粗线条的梳理。尽管有些政论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时代局限，如王韬政论写作主要面向当权者，也没把政论当成传播信息的手段等，但他们仍不失有一个共同点：以精警之笔，在思想领域一路狂欢，怀揣着一份深厚的家国情怀。

无论如何，那批知识分子以笔为媒，自外部切入参与政治，谱写了一首近代政论的欢歌。回望那段思想狂欢的岁月，或许许多人都会意识到，这里面，有我们可以凭依而穿越迷雾的力量。

思想有力量，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家国。

2、王韬家国怀殷忧，眷言家国怀殷忧

谈及近代改良运动，人们总会最先想起康有为和梁启超事实上，早于康梁、力主变法自强的王韬在当时颇具影响，他曾提出“富强即治国之本”，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，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，主张改革封建科举制度，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只是当局“用其言而弃其人”，因此长久以来王韬并不为人们所熟知 ，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王韬家国怀殷忧?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!

王韬家国怀殷忧

谈及近代改良运动，人们总会最先想起康有为和梁启超。事实上，早于康梁、力主变法自强的王韬在当时颇具影响，他曾提出“富强即治国之本”，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，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，主张改革封建科举制度，为戊戌变法做了舆论准备。只是当局“用其言而弃其人”，因此长久以来王韬并不为人们所熟知。

1828年11月10日，王韬出生于今天的苏州甪直。他一生经历坎坷、命运多蹇。青年时期科举不第、弱冠失恃，投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，被迫遁迹海外；壮年漫游欧洲、讲演访学，回到香港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。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第一批思想家、政论家、新闻工作者，王韬曾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坚持批判现实，提倡西学，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了毕生精力。

个人的不幸、国家的耻辱、中西文化认同的困惑在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。这是一群已经离开传统堤岸又尚未找到彼岸依归的“畸零人”，王韬是其中不幸最多、忧愁最深的一位。蛰居上海时，王韬在英国新教伦敦会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，靠给洋人“卖文”为生，为乡党亲朋所不齿，几乎“无复有生人之乐”。在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时，王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生存危机。他厌倦了烦琐的宗教经书翻译工作，可是对引介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浓厚兴趣又使他不忍离开书馆。他在《弢园老民自传》中写道：“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，遂住适馆授书焉。”这一时期，王韬相继翻译了《格致新学提纲》《光学图说》《重学浅说》《华英通商事略》《西国天学源流》，涉及物理、天文、商贸、工程等多个领域，为西学东渐做了大量实质工作。后来王韬将它们与《泰西著述考》一道编辑成册，名为《弢园西学辑存六种》。

在由传统向现代转折的激流中，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以笔为枪，向旧社会宣战，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座座丰碑。1874年，王韬在香港创办了《循环日报》，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，也是一份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变法自强的“喉舌报”。他在开张布告中写下“本局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，皆我华人操权，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”一段话，作为摆脱西人束缚、独立发表见解的宣言。兼通中西学、熔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是《循环日报》的特色，王韬及其同仁一面传播西学新知，沟通内外信息，打破国人“拘守于一隅而不屑驰观乎域外”的闭塞状态；一面阐述见解，引导舆论，大力推进富强和改革活动全面展开。《富强要策》（1874年2月5日）、《论台湾实为中国重镇》（1874年7月16日）、《论欧洲近事》（1878年3月13日）等都是切中时弊、反映民情民心的论文，认为中国必须变法，兴办铁路、造船、纺织等实业以自强。

王韬任主笔10年之久，在《循环日报》上发表政论800余篇，始终践行报纸“通上下、通内外、辅教化之不足”的三重功用。后来他在和友人谈及办报情形时说：“年来我亦持清议，眷言家国怀殷忧，论事往往撄众怒，世人欲杀狂奴囚。”借事生议，痛击黑暗，臧否人物，《循环日报》鞭辟现实之深致使顽固守旧之士如同芒刺在背。把办报的宗旨从盈利赚钱拓展到开通民智，把报纸的功能从提供新闻消息拓展到议事论政，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大革命。在王韬与同仁的努力下，这份“言别人所不敢言”的报纸发行量一度居国内之首，“凡有华人驻足处”均设有该报代销点，《循环日报》执中国报纸草创时期之牛耳，林语堂也把王韬比作“中国新闻报纸之父”。

19世纪70年代，中国社会尚处在黑暗多于光明、保守多于革新、封闭多于开放的时期，知洋务、讲变通的敏锐之士仍属凤毛麟角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王韬将重要媒介手段——报纸引入中国，宣告了中国思想家宣扬改革的近代方式的诞生。1875年，王韬发表了著名的《变法自强上》《变法自强中》《变法自强下》3篇政论，比郑观应《盛世危言》早18年，比康有为、梁启超维新变法早23年。自此晚清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从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，到孙中山、章炳麟，无一不把倡导变革与办报联系起来。通过办报和翻译，王韬在近代史上扮演了思想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，无疑也具有革命者的先驱地位。

1897年秋，王韬在上海病逝。100年后，他的故乡苏州甪直筹建了一座占地800平方米的王韬纪念馆。在这座典型的清式宅园中，王韬半身铜像突出展示在生平事迹陈列室中，另一侧是《循环日报》的复制品，厅柱上镌刻着康有为题赠给王韬的对联“结想在霄汉，即事高华嵩”。值此王韬诞辰190周年之际，他心怀家国、变法图强的光辉思想，必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国家富强继续奋斗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18年11月09日03版）

这就是关于《王韬家国怀殷忧，思想为什么有力量》的所有内容，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！